大舅的二胡（作者：杨智平）

　　大舅有一把二胡，挂在他床头的墙上。

　　二胡上面蒙了层厚厚的灰尘！

　　这把二胡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当我多年之后看到挂在墙上的这把二胡，它就像一座拦江大坝的闸门，一旦被抽取了出来，所有有关大舅的记忆便仿若倾泄而下的江水，奔腾汹涌着挤过来，瞬间在我眼前弥漫成汪洋一片。三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记忆是如此地让我猝不及防。 数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大舅比我大十六岁多，就年龄的差别上来看，我和大舅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是不会很多的，但儿时的我偏偏经常和他在一起，我一年的时间里很大一部分就和他一起参加各种农家的劳动。那些田间地头的事充盈着我记忆的海洋。

　　记事之初，农家刚分田到户，四五口之家一般会有五六亩水田，插秧和收割的时候，亲邻都会聚在一起帮着一家忙得差不多了之后再转到另一家去忙。七八岁开始，我就跟着舅舅、阿姨们东家西家的忙农活，有时候人多，倒也热闹，但干农活总是很辛苦的，很少有小孩家的自愿踏踏实实去做，我自小做事比较实诚，不会偷奸耍滑，所以舅舅和阿姨他们都比较喜欢我。插秧的时候，我不仅要拔秧，也得插秧。拔秧简单一些，但同样也算是技术活儿，拔秧的时候，手得紧挨着秧苗的根部平着拉，一把不能扯太多，归拢在一起的秧苗要放整齐，手抓着不能随便放松，但又不能握得太紧以免把秧苗弄伤了。拔完一把秧苗，洗根部的泥巴同样有着技巧：得把秧苗斜着放进水里，来回快速抖动，洗干净了一边再洗另一边，洗干净之后再甩去水滴。秧把子拔得越整齐、洗得越干净，插秧的时候就越好把秧苗分开，插秧的速度也就越快。父亲和叔叔都是拔秧的高手，父亲是有条不紊地弄，显得一丝不苟，速度相对比较慢，叔叔却是速度快且秧苗齐整。他们拔好的秧把子简直像艺术品。大家都喜欢拿他们拔的秧苗插田。我跟他们只学了点拔秧的皮毛，就这也比一般的娃娃拔的秧苗好不少。当然，最值得我骄傲的还是插田，我比同龄的女娃儿甚至年龄比我大不少的那些成年人的插秧速度还要快，不仅速度快而且行距、蔸距中规中矩。收割的时候，我最初只是割稻子，蹬不动打谷机，蹬打谷机时应该是十三四岁了。我在劳动中比较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大舅他们的赞同。其实，要做好这些事 靠的是劳动的自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攒心劲”。而大人们一句口头的赞扬，就是我“攒心劲”的全部动力了。我们那时候读小学、读初中一到农忙时节还会放“农忙假”。不少的同学确实放的是“假”，而我和少部分的同学放的是“农忙”。大舅家种的田大部分是制种的，所以田间的活计要比我家这些种中稻的多出很多，农忙时候基本是待在大舅家。其实，不管农忙不农忙，我其他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待在舅舅家 的农田里的，从插秧到杀叶剥苞到赶花粉，一直到收割，甚至到把堆干了的稻草挑回家，大舅家所有的农活我一般全程参与。这整个的劳动过程当然是很辛苦的，有时候还会受点伤什么的。有一次拔秧，我的右手拇指连肉连指甲都被秧苗地里的碎石割破了，鲜血淋漓。大舅竟毫不犹豫地把他刚买的衬衣衣襟扯破撕下了长长的一条，帮我把指头包扎起来。大舅的衣服本就很少，那衬衣的衣襟处缺了的一条虽然后来用近颜色的布条打了补丁，但还是极为显眼，大舅常穿在身上。大舅的制种田里蚂蝗特别多，每次杀叶剥苞上来，我的小腿肚子上总爬满了吸了血的蚂蝗，那些吸足了的一拍打就滚了下来，还没吸饱的，扯都扯不下来，大舅帮我一条一条拉下来放进装石灰的桶里。据说蚂蝗被敲成两半都不会死，得放石灰桶里才成。劳动中偶尔也会有快乐，那就是赶花粉、收割稻子的时候，总有背着用塑料泡沫做的冰棍箱子的孩子在田间地头打转卖冰棍，大舅会隔三差五用一毛钱买三根冰棍然后分给我和两个表弟。一根冰棍可以让我们乐上小半天，所有劳动的辛累似乎也随着冰棍一起融化在嘴角里了。

　　虽然我们在田间那么辛勤劳作，但大舅家的庄稼收成并不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舅妈的身体太差。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舅妈参加过什么劳动，甚至家务都做得很少。舅妈是在娘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修水库、修马路时就落下的病根，天气晴好的时候才能见到舅妈颤颤巍巍地在走廊上走几步，平时便卧在床上。舅妈的床头最不缺的就是西药盒子，厨房里飘出的气味最多的就是熬中药的气味。大舅为了给舅妈看病，几乎能用上、能借到的钱都花在看病买药上面，田间的投入严重不足，农药、化肥以及“植物生长激素”（九二0）用量很少，产量自然上不去。因为农作物产量低，以务农为主的大舅家的经济也就不好。为了贴补家用，大舅还开了一个小型的砖瓦窑，一有时间就踩泥巴做砖瓦，有月的晚上他也会在泥地里踩泥胚。

　　那时候做砖瓦还是纯手工，先得赤脚把泥巴踩熟，然后把泥巴拕甩进一个木模子里，用一种拿细铁丝做的工具把多余的泥巴割掉。有时候模子里的砖胚某一个、两个角落没满，大舅就会利落地用大拇指一按。（小时候的我对于大 舅拿大拇指按泥的动作总觉得很迷惑，后来看到烧制好砌在墙上的砖才慢慢琢磨出来——四个角满了的砖才好砌墙）一块砖从模子里倒出来要先放在成排的砖垛上凉干，凉干之后装进窑里，砖之间夹杂自制的煤块。砖装满了就会封窑，然后用茅草柴没日没夜地在窑口烧，这中间不能间断，所以总得有人守着烧，一直到砖中间的煤块接上火。大舅做砖的事我参与得少，因为甩不动泥胚，甚至也搬不动沉沉的砖胚。一个早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和大表弟早起想帮大舅踩一下泥胚，一踩进泥巴里面，才知道是那样凉彻骨的寒，而且我们踩不了几脚就气喘吁吁了，最后被大舅赶了下来。当然，去砍烧窑用的茅草柴倒是经常会去做的。

　　其实，记忆里的大舅也不是没完没了地劳作，大舅也会玩，而且玩得很出色。一到春节，大舅所在的村子会用大杉树条搭秋千架子，用稻草搂成粗大的秋千绳子绑上厚实的木板，这样一架简陋却结实的秋千就做好了。去玩的年轻小伙、年轻姑娘特别多，场面很是热闹。大舅、二舅是他们当中玩秋千玩得最好的，大舅玩得起兴的时候会把我也抱到秋千板上去，然后站在上面一下一下荡高，直到把秋千荡过那根横木，甚至荡成一个圆。最高点比屋顶还高，我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只是紧紧抱住大舅的脚，听耳边呼呼地风声，听下面波浪一般的喝彩声。大舅摔跤也是一把好手，闲暇的时候总喜欢邀我叔他们几个年轻人在晒谷坪上玩几把。大舅力大桩子稳，其他的人没一个是他对手，可就奈何不了身材瘦小的我叔，我叔摔跤起来滑溜得像泥鳅一样，大舅一不小心就会被他扔到了地上，但大舅总不服气，虽屡败屡战，可仍是输多赢少，惹得我们乐个不停。

　　大舅最喜欢的还是拉二胡。也听他吹过笛子，但没有什么印象了，而他拉二胡时候的模样、丝弦发出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却牢牢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大舅的内心应该是凄苦的！听说大舅妈年轻的时候是四邻八乡的美女，因而在婚姻上心高气傲，说是一定要嫁一个有工作的人，结果挑挑拣拣到了“晚婚”的年龄都没选到中意的，最终还是嫁给了一直深恋着她的大舅。（其实，那时候的大舅绝对是英俊帅气的，只是是一个农民的身份，等到两人结婚在那个时候算是“晚婚”了。）我想大舅婚后应该还是有过一段很幸福快乐的时光的，只是婚后没有多久大舅妈就患病了，而且是很严重的病。大舅寻医问药，操持生计、拉扯小孩，这些身体上的苦，想必大舅还能够忍受，但大舅妈的病不管怎么延医抓药却一直没有起色，面对最亲爱的人饱受病痛折磨的那种无力感才是让大舅这个硬汉子最苦痛的，所以大舅在黄昏依靠着墙角的石凳拉响的二胡声音是那样的凄婉，表情是那样的绝望。陪坐在一边的我仿佛能感觉到他的琴声是一片冰凉的海。大舅无计可施之下，竟听取了阴阳先生的意见，拼了命地用自己烧的砖另外选址盖了一栋砖瓦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屋修房是要很大的魄力的，大舅欠了一身的债，但大舅妈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留下来。大舅妈病逝后，大舅内心更苦，那段时间二胡拉得很勤，琴声更加凄凉。其实，有谁能真正懂得他人内心的伤呢？那时候的我自然是无法完全理解大舅的苦的，但我仍能从他的琴声里感受得出来。

　　大舅续弦后，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后来的妻子带来了两个小孩，加上他自己的三个，五个孩子都还是只能张着嘴要吃的年龄，做不了什么事，刚过三十的大舅就显出了老气，越来越消瘦。后来他就把二胡挂在了墙上——他连拉二胡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说是连伤感的时间都没有了。

　　大舅不管怎么忙累，却一直关心着我。我的第一张相片就是大舅抱着照的，一张一寸来宽的半身黑白照片，不到三岁的我衣袖上还粘涂着鼻涕。那时候我

　　经常拿着相片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那张小小的相片是我和大舅唯一的一张合影。现在，那张相片已经怎么也找不到了。人生中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往往会遗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成为一生的遗憾！我读小学六年级参加升初中的考试，因五厘之差没能被二中录取，志愿里又没有填报镇中学，结果镇中学也不录取。大舅托了熟人到镇中好说歹说，别人才勉强答应收为旁听生，却要每年交三十块钱的旁听费。我舍不得交，只好决定重读一个六年级。在我做了决定的那个晚上，大舅跟我聊了很多，至今印象仍深的是一句是：不管你将来拥有什么，别人都有可能从你身上夺走，唯有你学到的知识是谁也拿不走的！读初中时，离家有三十多里路，一个端午节，大舅骑着单车专程到学校给三舅和我送粽子，大舅来去匆匆，鼻梁上还沾着烧火蒸粽子时留下的一抹黑灰。我读高中时到了离家更远的县城，大舅根本没时间来看我了，另外骑单车太远，坐中巴来回还得花三四块钱的车费。我也不经常回家，那段时间很少见到大舅。我读高二下期的时候，一个深秋阴冷的下午，我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给我送来了三舅给我的一本做草稿用的信笺还有一个噩耗：大舅出了意外，过世了！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记不起当时听到陈老师告诉我这件事时的反应，我不知道陈老师后面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下晚自习后，我买了一捆纸钱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烧，我一直没有流泪，也没感觉到寒冷。心和四周的环境一样静！

　　周末我回到大舅家的时候正是中午，大舅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一直感觉好像是大舅在外面劳动还没有回来！然而当堂屋里高挂的白色祭文布赫然印入眼帘时，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晕了过去！我不知道在堂屋里的地上躺了多久，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搬到了床上，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围着的一大圈人，我竟然认不出都有谁。

　　大舅是在水库放水闸的时候出的意外，在水库当管理员的外公看到放一次水闸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自然想着把这个机会给大舅，同去的有村里的好几个人，没想到水性最好的大舅一下去却再也没能回来！尸体三天后才浮上来，是我父亲和姨夫他们几个到水里捞出抬回家的。

　　大舅去世后十多天三舅才托陈老师带信给我，他们瞒着，没人敢告诉我！大舅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六岁！

　　同年的十二月，我的父亲也去世了。在大舅的这些兄弟之间，他们俩的感情最好，他们在世的时候喜欢一起喝酒，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终于能放下尘世的艰辛与苦痛，可以痛痛快快地喝酒、放纵地唱歌！……